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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的畅销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第一版于1790年11月出版,也就是梅特涅抵达英国之前的那段时间。柏克在书中构建了“贵族立宪制纲领”(迈克尔·瓦格纳语)。对于年轻的梅特涅来讲,柏克的想法无异于具有唤起其政治觉醒的分量。在这部著作里,他看到了一个将他在大学中学过的国家观念具体落实到一种行动方案里,并在政治实践中——即在“反抗法国革命思想”中——切实可行的国务活动家形象。他在柏克身上同时发现了介于他认为属于专制主义的激进主义保王党人,与被他理解为煽动者的雅各宾党人之间的“中间道路”。柏克的著作是作为论战性的小册子在英国出版的,在欧洲大陆却成了一种信号与征兆,特别是梅特涅后来的一位工作人员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将其翻译成德文之后,更是如此。下面仅点题性地列举一下书中很符合梅特涅想法的论点。这些论点是由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大脑讲出的,而到那时为止,梅特涅尚没有找到用以表达它们的自我线. 柏克对光荣革命的诠释是保守的:它应当保持现存的、具有贵族特色的宪法。法国革命不过是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式革命的重复,两次革命都导致弑王杀君、宗教式的政治狂热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2. 与此相反,柏克引经据典地证明要遵守谨慎的、尊重历史传统的改革原则,进行缓慢、耐心的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不能低估合法的、功能与效率均高的现有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价值作用。法律和宪法要持续和有机地发展。

3. 改革的概念要定位于和瞄准于历史,历史已经对权利和自由——每一个等级的“特权”宣示阐明。

4. 革命前的法国,即旧秩序时期,并非一个以专制、经济停滞、混乱不堪为特征的社会。贵族并没有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臣民。(编者按:原文如此)

5. 柏克将矛头指向了在法国大革命所有的宣传背后起作用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金融寡头——资产阶级的股市投机商、银行家、土地购买者、律师——想要夺取贵族的田产和教会资产,而那些代笔捉刀者——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对下层阶级隐瞒了自己“金钱上的利益”(monied interests)并将下层阶级对王室、教士和贵族的忌妒与仇恨煽动起来,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所用。

6. 贵族的任务是,在“人民”与君主之间进行调解。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一部“平衡宪法”(balanced constitution)。柏克也研读了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加强有利于王权的官僚国家机器,并因此损害各个等级以及历史特权,是根本性的罪恶,因为它会葬送正在成长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机构,并最终摧毁它们。

8. 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给了法国机会去重建早期的历史性宪法,并铲除17世纪的专制王朝,就是说可以续接“前”专制主义的传统——“欧洲旧有普通法的古老原则模式”(ancient principles and models of the oldcommon law of Europe)。

整个方案以对分成阶级,并由此共同组成的国家的设想为基础。它要求合法的各个等级的共同参与。在柏克看来,这样一种秩序具有“宪法的”法律品质,并可以和法国所谓的“主权在民”立法的方案进行竞争。他的理由是,要始终具有对影响全欧洲视野和责任感的预想——在巴黎取得政权的吉伦特派及其后继者、激进的雅各宾党人,也在进行着完全类似的讨论,雅各宾党人甚至要解放全欧洲。柏克在思想斗争领域似乎与他们针锋相对、不相上下。

到目前为止,如果仅仅考虑柏克作为梅特涅的信仰基础的重要性,则还不能摆脱“单纯的概率测算”。实际上,仅从以上简单勾勒的柏克的论点出发,就不禁使人发问,梅特涅是否真的自觉地认识到了它们,或者甚至将其吸收融化到自己的理解中去。今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情况。直到1968年才现身的利德凯尔克的日记告诉我们,梅特涅要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议会的辩论,从而必然也聆听了柏克的发言,就像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尽管他确认自己“尽可能多地”去旁听了议会会议。这一情况也表明,弗朗茨·乔治当时是多么的明智,委托他的家庭教师阿贝·贝尔特兰特教授儿子英文。当然已不能说梅特涅对英语的掌握还“不够完善”,如果他这么频繁地去聆听英国议会的辩论,那么,他对英语的掌握肯定不仅仅是过得去而已。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凭据可以证明梅特涅直接接受了柏克的思想:他购买了于1790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的初版,还有,他在书中两个于他而言重要的地方作了重点标记。他标出重点的这些章节证明,梅特涅的的确确阅读了这部著作的首版,并像他自己说的,将柏克看作其政治信仰的见证人。

他标出重点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应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而且出发点是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由”。在柏克看来,“自由”是这场运动的动力。它让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后果是幸福还是悲伤,只有等到局势非常明了,即“它到底能否贯彻、结合到政府的行政能力之中”才能证明。这里要称赞一下年轻的梅特涅的判断力,他恰好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今被经验主义学界所称的“操作主义”上,“操作主义”指的是一种能够用一些指标来测量的理论上的构想。换句话说,“自由”,就像柏克所说的,只有进入了有着自身的纪律、有着军队的服从、有着确定的和合理分配的国家收入、有着公序良俗和宗教信仰、有着私有财产的确定性、有着和平与秩序、有着市民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公共权力领域,作为价值观才有意义:“没有这一切,自由是存续不下去的;没有这一切,只要它存续,就不会有好事发生。”这才是1790年11月,柏克所产生的(对“自由”)可以预计到的怀疑。而梅特涅此时已经认识到“恐怖执政”(Terreur)是革命体制的一种退化变种,这促使他更进一步对这种事物持保留态度。在这方面,也有人提醒过他。1789年9月1日,他母亲就曾在寄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中写到,每个人都在呼唤“自由”(Liberte),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个幻想,是种听起来非常完美悦耳的辞藻,是一个很难自我证明的概念。

梅特涅标出重点的第二部分足有三页,却更为重要。柏克在书的这一段中描述了玛丽娅·安托瓦内特(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公主)的命运;他曾在她作为王储妃的辉煌年代见过她,并将那个年代与她于1793年底的“受辱”(断头台)作了比较。柏克书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梅特涅,他于1793年在一张宣传单中表达了受到伤害的感情:“我真想有万剑出鞘,去惩罚革命派要辱骂她的那一刻。”但是,这段文本的中心思想在于反思那个健全的旧秩序的时代。就像通过一个聚焦镜观察,同时看到了梅特涅家族的名誉习俗,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而这个家族最著名的后裔则很少直接谈论它。柏克设计了一个(乐器的)共鸣底板:法国原本是一个崇尚名誉、礼节和骑士精神的国家。封建世袭的采邑依附关系被他解释为是不容置疑的,他假定,臣服是自愿发生的,是带着自豪感的卑躬屈膝,是充满荣誉感的顺从,是心甘情愿的臣属,并从中产生了一种崇高的自由感。但是高尚的荣誉感、男人的信念、英勇的行为,这一切却都不见了,被风吹掉了。

柏克想谈及的目标似乎就是梅特涅家族的自我形象,就像这一家族在历次贵族等级晋升凭证中唤起的回忆一样,柏克在描述一个“由见解和情感组成的混合制度”,它起源于中世纪的骑士概念。骑士的原则是历经很多代人形成的,直至现在仍旧保持着它的光彩和影响力。这个制度也影响着现代欧洲。它制造了一种奇特的“平等”,在这种平等中,“国王降尊纡贵为社会一员,而普通个人则升格为国王的同伴”。这位看起来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成了“在风俗习惯被神圣化了的帝国中的一个臣民”。后来,梅特涅解释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君主在“混合制度”中的角色地位。他说,皇帝的统治只是看起来是绝对的,而实际上,他也受到各省习惯法的各项条款的束缚。同样的约束也适用于等级制度:侯爵等级、贵族等级、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

除了阅读《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得到的收获之外,还有一物可证明柏克给梅特涅留下了持久存续的印象,而且年轻的伯爵在这位作者兼政治家那里,找到了对于他来讲回答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在梅特涅的私人遗留物中,保留了一份柏克于1795年5月26日写给W.埃利奥特(Elliot)书信的节录。信的内容是对当时第一次军事同盟解体的反应。由于1795年4月5日签署了《巴塞尔和约》,普鲁士退出了同盟。柏克在信中批评欧洲各君主国由于大革命的宣传而背叛了它们的原则。梅特涅所作的节录是对革命前欧洲形势的宣言,在这里,在梅特涅身上,再一次映射了柏克的影子。他告知了人们他再次只是暗示性地抱怨一下的事情,即1789年被摧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他还说,这种秩序被摧毁之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一种错误的哲学从学院侵入了宫廷,而统治者却保护了这种为他们自己的衰亡作准备的理论。学问已经不再掌握在被挑选出来的人手中,而是“现在看起来,它在到处散播、到处串联和到处煽风点火”。

引人注目的是,柏克再次指出了经济利益是这次社会危机的原始动因,因为“迅速增长的财富埋葬了道德”;“天才的男人们知识分子”——在非难“公众利益的公共资本的分配”,并认为他们所得的份额太少。他说,这些“行动着的掠夺欲望”将矛头指向了现存的各国宪法。柏克认为,内在的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对所有国家来说,克莱门斯 梅特涅整个事务的旧秩序已经被彻底洞穿,一去不返。”

在这里,它出现了:这就是梅特涅后来多次引用的概念——“帝国事务中的旧秩序”。那座大厦,柏克认为将一点一点地被剥去它的黏合剂,它的“自卫武器的子弹夹”将被剥夺:先是宗教,然后是被宣布为偏见的其他准则,最后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他说,统治者权威的光芒被摧毁了,权力的奥秘被打破了。从此以后,政府必须更加费劲地来说服世界去重新相信它,并要通过热心的追随者和狂热的维护者来形成对公众的同意的依赖。

柏克发现了“对自由大规模的滥用”。通过他所指明的背后的物质利益,他实际上在推动着一场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使人们注意到“长时段”的力量(费尔南·布罗代尔语),人们基本上可以将他的手法看作是从结构上着手。一位至少是同样伟大的大师,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将这种方法置于一种更加广泛的基础之上。托克维尔也认识到在高尚的思想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的利益。他说,这样一来,不仅是革命前的专制主义,还有法国大革命,都想实行中央集权的现代理性国家制度。在梅特涅看来,这种制度丝毫没有意味更多的,哪怕只多一点点的“自由”。梅氏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在后来与一个美国友人会面时,他并没有援引柏克,而是引用了更为熟悉的托克维尔的观点。

梅特涅继续从柏克的信中摘录道:要“同时保护并限制暴力”,这是“真正的共和精神”。爱国者以正襟危坐于高于所有政治宪法宝座中的方式来代表这种共和精神。他们以这样的突破来抵制君主、参议院以及国民议会,并去清除那些“道义上的影响力量,这种影响力量运用理智,将任何一种粗俗暴力管束在它的法理限制内。强势者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这种限制的存在:这种力量具有为民请命的高强压力,并且在实质上又增加了它自身的能力。大人物们不得不屈从于智慧和道德的支配,或者说,没有任何人一定要一辈子接受大人物的统治”。

在柏克的体系中,“共和精神”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占有中心地位。他使君主们免于在朝臣幼稚可笑的盲目和人民疯狂的迷惑面前失去理智。“这种共和精神可以阻止权力的拥有者给他们的祖国和他们自己带来不幸。这种精神不是通过摧毁他们,而是通过拯救他们,从而对大人物、对富人、对权势者进行变革。”柏克的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要用充满责任感的精英控制来取代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的统治。梅氏的摘录以引用天主教规定的祈祷词作结:“因你在诸神之下,你要把持自我。”从这句话中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他们用以统治世界的永恒的封地采邑制度中,最高的和最不可改变的条件。”对梅特涅来说,在这个制度中处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精英角色,能够且只能够由通过其功绩定义的、英国意义上的贵族(Gentry)来完成,人们可以向上晋升到这个等级之中。

本文摘录自沃尔弗拉姆·希曼《梅特涅:帝国与世界》(杨惠群 译),上卷第170-1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讲述了一位纵横捭阖于欧洲大陆的传奇首相,折冲樽俎的优雅外交鬼才,梅特涅的传奇一生,他力挽狂澜于既倒,匡扶社稷于将倾,是哈布斯堡最后的智者,国际关系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支柱。同时他也是构建均势外交的设计师,在群狼环伺的欧洲中心自如摇摆,在山雨欲来的大革命前夕祭出关键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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